《牛津全球书籍史》，[英] 詹姆斯拉文 主编，李家真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版，504页，148.00元

自从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亨利-让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1958；李鸿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自1958年出版以来，书籍史逐步发展为史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从八十年代至今的发展尤其呈现出繁盛的局面。《印刷书的诞生》聚焦于1450至1800年间的欧洲书籍史，从纸张生产与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到书籍的字体、插图、装订，从印刷书的出版成本核算到书籍作为一种行业活动的各种商业因素，从出版从业者的生活经历、意识形态、作者版权保护到世界各地区印刷书事业、印刷书籍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多种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为建构书籍史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视野打下了基础。

但是，尽管在生活中几乎人人都知道书是什么，但是如果要追问“书籍”的严格定义是什么，连专家也难以回答——不仅仅是因为数字媒介的发展不断挑战和刷新了传统关于阅读的媒介、行为模式、功能和经验的认知，而且更由于对书籍的过去越是了解就越是发现它曾经拥有的各种形态、功能和文化意义难以归纳为某种严格的定义性表述。因此，“什么是书籍史？”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书籍史研究的发展而存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于1982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原载于Daedulus杂志1982年夏季号，其后多次重印，作者对题目有过修改，中译本见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七章“书籍史话”，萧知纬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达恩顿在论文中没有对什么是“书籍”和“书籍史”下定义，只是说书籍史“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同上，85页）。他明确提出书籍史研究要跨国、跨学科，同时要建立自己的关于“传播线路系统”的理论框架（同上，112页）。

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拉文（JamesRaven）在2018年出版了一部同样题为《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Polity，2018，孙微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专著，也没有对“书籍”和“书籍史”下定义，有评论认为该书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它的学术视野有着“非凡的广度”（“its remarkable breadth”）。从该书所涉及的以书籍为中心的广泛议题 ——印刷、设计、发行、书目、经济学、版权、审查制度、流通、图书馆、阅读等——来说，的确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广度。

詹姆斯拉文主编的《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本》（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ook，2022；李家真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是2022年出版的综合性世界书籍发展通史，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十六位知名学者遍访全球、纵览古今，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描绘了一幅以书籍为中心的人类文明史长卷。具体来说，“本书展示的是书籍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重塑，不断革新。本书各个章节呈现了书籍的各种恒定形态和残存形态，书籍演变的各个关键时刻，以及异质功能和异质材料的长期共存。书籍的发展一方面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又存在共时性，两者都要求我们追根究底：新起的特定形式和用途，是否出于替代并改良旧有形式的需要？全球各地的书籍若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相同的演变，各地的演变又似乎互不相关，此类演变可否归因于彼此类同的基础条件，比如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帝国的收缩或扩张，政治和智识的昌明或式微，以及人们对教育需求的相应重估？”（4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提到的以书籍史为中心的几个关键词及议题：恒定形态和残存形态、异质功能和异质材料的长期共存、演变中的差异性与共时性、形式与用途的替代和改良等，实际上就是书籍史中的“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

从真正的全球史视野与集体合作的阵容来看，有意识地开拓和强调了一些比较边缘的学术领域及研究议题，这是该书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之一。詹姆斯拉文在前些时候接受《上海书评》访谈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来自多个国家和机构的研究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专长和方法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同时也因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和学科，大家并不总是能对各种定义达成一致，由此为本书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辩论元素，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例如近东古史专家埃莲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阐明了短命的垃圾文献对历史学家有重要的价值，古代的零碎文字同样相当于信息存储库，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制造并丢弃它们的文化。书籍保护专家和文献学及排版研究者戈兰普鲁特（Goran Proot）重新发现了十六世纪欧洲的许多一次性材料，包括传单以及从印刷车间幸存下来的零散印件，由此揭示了在弃物和巨大的官方印刷订单当中，存在着一种迥异常规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史。本书另一些章节包含其他一些跨文化比较，着重讨论了采用或延迟采用各种印刷方式的原因，比如相对需求和经济考虑使一些地方持续沿用抄写方式，拒绝采用印刷术，又如木版印刷在一些地方比活字印刷更受青睐，因为木版可以重复利用，满足偶或有之的按需出版要求（詹姆斯拉文谈《牛津全球书籍史》，访谈人是该书译者李家真，“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2025年1月19日）。

放在书前的“书籍史时间线”是书籍史大事年表，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哈拉帕（ Harappa）及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遗址出土的来自公元前约3500-1900年的一些印鉴上的书写符号到2019年英国非营利组织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以图书馆中心发现系统（ Library Hub Discover ） 取代在线公共获取联合目录（COPAC ），可以看作是一份人类书籍史上有突出历史贡献、文化价值或重大事件的节点索引。作者的意图是“可使读者直观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书籍生产和阅读历史当中，存在怎样一些出人意表的巧合和反差。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对过往的写作及出版实践认识狭隘，抱有一些相对地域化的观念。这条时间线虽然只列出了全球书籍史上的重大时刻，但应当能产生促使我们停步反思的效果”（2-4页）。应该反思的议题当然有很多。比如，关心书籍审查史的读者可以看到：1799年印度总督威尔斯利侯爵推出印度的第一套书报审查制度；1910年英属印度政府通过严苛的《书报法》，旨在遏制煽动性文字的生产和传播；1922年苏联成立新闻出版业国家机密保护总局，重新实施全面审查；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现名“2030议程”的决议，目标是“保障信息的公共获取，保护基本自由权利”。书后的“扩展阅读”列出各章的补充阅读著作与论文，是有价值的研究指南。由此想到有点遗憾的是，书中正文没有关于史料、观点等的出处注释，当然这是因为该书主要是一部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读物。

詹姆斯拉文为该书撰写的第一章“导言”基本内容来自他的《什么是书籍史》的第一部分“书籍史的范围”，也是首先论述了在今天难以严格为“书籍”下定义的原因。从五千多年前的楔形文字泥版到今天的数码屏幕，人类阅读的媒介有过极为丰富多样、变化发展的形态，即便是在“书籍就是本册（codex）”的宽泛观念之下，也存在着非常丰富的类型、形式，为实现阅读而用过的技术也同样丰富多样。更极端的例子是，能不能把一个人也视为一本书？如果根据关于书籍的基本假定——“提供一种耐久、便携（或说可移动）、可复制且可识读（亦即可供阅读交流）的手段，满足人们记录并传播信息和知识的需求”，那么古往今来的说书人、教师和传道者不也与之相符合吗？（5页）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之下，书籍的使用和阅读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动机。可想而知，要对书籍和它的各种物质形态给出清晰的定义，既存在观念上的困难，又存在方法上的困难”（5页）。这让人想起西班牙哲学家埃米利奥列多（Emilio Lled）的几句诗可以作为回应：“最重要的是，/书是存放时间的容器。/一个神奇的装置。有了它，/虽然生命会迈向遗忘的虚无，/但人类的智慧与敏感/可以战胜/其流动与转瞬即逝。”（引自伊莲内巴列霍《书籍秘史》，李静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书前引语）这是在哲思与诗情中的呈现的“书”，是历史长河的视野与人类文化永恒价值的意义上对书籍本质的哲理性表述。

虽然关于什么是“书籍”难以下严格的定义，但是关于书籍的研究却不会受制于此，而只会在更多维度、更复杂的关系中激发出以技术发明、信息传播、知识生产、文化变迁等众多主题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题。詹姆斯拉文说，“本书旨在同时打破关于书籍的两道认知藩篱，也就是时间的藩篱和地理的藩篱。接下来的章节将遍访全球，纵览古今，从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书版，一直讲到承载数码图文的电子书版。任何此类著作也不敢妄称面面俱到，但为本书撰文的16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学术权威，确实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有助于读者借由对比加深认识，了解书籍在彼此大相径庭的各个社会中曾有和现有的意义”（2页）。说到关于书籍的认知藩篱，除了时间与地域之外，还应该加上学科的藩篱和文化的藩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达恩顿的书籍研究发展到今天，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研究特征就是全球书籍史最鲜明的标志。该书十六位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很能说明它是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合作产物。

正是得益于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在该书中看到的是历史上各时代、地域和民族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学习、储存、运用和传播信息与知识的，了解到以书写与阅读为基本模式的行为如何成为创造人类文化、发展社会经济、维系生命繁衍的历史实践及伟大成就。虽然主要是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读物，但是它的学术抱负并没有受到限制，“各种类型的微观历史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往昔的认识，书籍史也为此添砖加瓦，因为它深化了针对特定文本及其接受过程的研究，常常能做出十分具体的贡献。另一方面，书籍史还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以尽可能精益求精的方式追溯特定文本的出版和流传历程，立意为作者思想的长远影响编纂一部全球通史”（11页）。关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情境和学术前景，作者的描述是极为吸引人的：“在书籍史的复兴浪潮之中，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成果便是收揽了类型众多的参与者，把他们拉进了相关的对话和合作研究中。这些参与者包括文化及社会历史学家、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文本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目录学家、手稿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文献学家、珍本特藏管理者、古籍修复者和语言学家，也包括译者、科学史家、观念史家、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包括研究媒体学、传播学和图文传播研究的专家。这些书籍阐释者使用的方法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以文本为研究对象，都把文本视作人类集体施为作用于物质载体的产物。……这样的一条跨学科路线，还把书籍史牢牢地安插在了历史的领地之内，可望为阶级史、种族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一些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可为观念史、革命史、地区及国别政治史、信仰及信条史和外交史提供补正，如此等等。针对实体书籍里里外外和一系列非文本来源的各种增益性研究，催生了一些新兴的史学门类，比如审查史、版权史、出版经济学及地理学史和发行网络史，以及图书馆使用史。除此而外，书籍史还使阅读史和接受史所包含的来源分析类型得到了显著的扩展。关于书籍生产、传播及影响的历史研究，与观念史、宗教信条及实践史、知识社会史、社会性史及人际亲密行为史相互交错，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3-14页）。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所有这些学科领域所研究的对象很难缺少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媒介的书籍所起的作用，这正是书籍史研究的迷人之处。

书中不仅收录了一百六十余幅彩色插图，更令我关注的是同时配有与正文平行的叙述文字，在图史互证的意义上提供了一批书籍史研究的微观图史文本。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书籍史研究中具有双重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图像大都本身就是书籍插图，它们原来的功能是对各种专题的著作提供图像说明、证据和视觉记忆及传播形式，和各种专题史研究的图像史料；当它们被置于书籍史研究语境中的时候，又增添了另一重功能：作为书籍史的图像史料而被运用和阐释。例如，法国学者杰拉尔丁谢里丹（Geraldine Sheridan）的专著《图胜于言：看待十八世纪法国女工的方式》（Louder Than Words: Ways of Seeing Women Work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2009）主要以十八世纪出版的两套书籍中的插图为主要依据，研究工业革命前妇女在各种生产作坊中从事体力劳动与技术工作的实际情景和性质，作为她研究依据的这两套书分别是狄德罗（Diderot）主编的《大百科全书》（Encyclop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tiers）和皇家科学学院（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编的《艺术与工艺的描述》（Descriptions des arts et mtiers），各自均有大量插图，其中许多从未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和研究。那么，从书籍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插图一方面揭示了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技术性质和重要贡献，揭露了在以往的经济生产史研究中女性的生产技能和经验被低估或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可以说明十八世纪的西方工具书编纂中对于图像作用的重视与编辑方法，是书籍史上重要的图像史料。另一个更与书籍史研究更紧贴的例子是剑桥大学科学史家楠川幸子（Sacbiko Kusukawa）针对十五至十七世纪之间以活字印刷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中的插图问题所做的研究，她不但指出了印刷插图凝聚着作者、校稿人员、校对者、造纸工人、制图员、雕版员、印刷工人、出版商以及投资商们的心血，因而非常值得作为历史证据而被研究，同时揭示和强调了在印刷书籍的图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多种彼此关联的方式，而在出版商、艺术家与雕版家之间更存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扩充基于书籍史而对自然事物之插图的研究，包括对这一时期所有非文字性描述。……于是，插图对于理解这一时期有关自然的研究实践来说，就成了首要的资料来源。”（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苏贤贵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3页）

在这部《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本》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图史互证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同时又有相对独立的图-文可读性。詹姆斯拉文的解释是：“本书图版采用了独创的编排方法。按照我们的要求，所有作者挑的都是有助于阐明相关章节内容、但又未在正文中特加说明的插图。这些插图自带解释性的说明文字，使得本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阅读，一种是基于正文叙述，另一种则基于图版连成的故事。”（詹姆斯拉文谈《牛津全球书籍史》）例如，在书中谈到中世纪书籍所起的宗教功能的时候，图5-9是一幅手绘的基督受难图（分为原图与放大的局部图），其文字阐释是：“虔诚造成的毁损。在这幅基督受难图当中，每个人像的脸，尤其是基督本人的面部都已彻底磨灭，原因却不是恶意的破坏，而是虔诚的信仰：每一次使用这个页面的时候，读者都会抚摸或亲吻圣像，致使艺术家的刻画渐渐模糊。这幅图画是牛津大学官方记录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提醒我们，宗教是中世纪一切教育机构的首要特质。不过，与神圣图绘的触觉互动并不是此类神圣机构的特有仪式，中世纪晚期的私家礼拜当中也有这种活动。此图版来自牛津大学档案。”（154页）这与正文中关于中世纪晚期的一些时祷书（book of hours）的首要功能是礼拜用品而不是阅读文本的阐释既互相配合，又相对独立。

关于天下读书人、爱书者都会关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禁书问题，该书讲述的一些事件和例子很有意思。印刷书发明之后，教会和世俗政权对于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书籍采取了从焚毁书籍到编制禁书清单、压制作者和出版商及分销商以至管治文字印刷本身等措施。梵蒂冈于1559年编制的《禁书目录》可算是欧洲审查活动的主导者，迫使许多书籍通过地下渠道传播，这份禁书目录加上圣罗马帝国皇帝派出的书籍审查专员以及专门设立的一个旨在压制新教出版物的书籍审查委员会共同导致法兰克福书籍博览会的败落（193页）。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境内的禁书传播很广，连书店督导署署长拉莫尼翁马勒泽布（Lamoignon de malesherbes, 1721-1794 ）也看出禁书之荒唐，他说 “一个人要是只读过经政府正式许可出版的书籍，就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将近一个世纪”。这是并不夸张的评论。于是马勒泽布拿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大“默许出版”的使用范围，任由一些未经政府正式批准的书籍在法国境内出版，赋予它们一种半合法的身份。默许的前提条件是出版商在扉页上印一个假的出版地点，通常是外国的某个地方。政府有了这个台阶，便可以装作没有批准这些书籍的印行，同时又可以保证相关的经济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落到本国印厂和书商的手里。令人感叹的是，在法国真有这么一批审查官，他们“本身也是文人，以高雅品位及风格的守护者自居。他们以这样一种崇高的文化使命感为出发点，往往会与作者合力‘改进’书稿，跟今天的同行评审专家和学术出版社文字编辑差不多”（273页）。

更有讽刺性的是在十八世纪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主政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时候，奥地利审查委员会在1777年发布命令，他们自己编的大部头《禁书目录》 （其中包含将近五千种书籍）也列入了《禁书目录》。来自北方的德意志启蒙作家弗里德里希尼科莱（Friedrich Nicolai）揶揄地说，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坏人从目录知道哪些是坏书，明白人从目录知道哪些是明白书，然后就掏出十倍于正常价格的钱钞，从走私贩子手里购买这些肮脏的著作”。话说得太准确了。不过也有学者在新近的研究中对于奥地利审查委员会把自编《禁书目录》列为禁书的真实性提出一些疑问。另外在研究中还发现这个委员会能够允许符合条件的学者获得禁书，前提是只供自用。这说明他们承认禁书带来的危险主要不在于书籍本身，而在于是谁在读和读的方式（275页）。

西班牙学者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tez）的《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研究的是边缘性的和被遗忘的潜流脉络中生长的启蒙运动发展的真实语境，其中也有关于秘密警察如何监控与迫害进步书籍的作者的种种描述。1741年2月，身为最高法院律师的杜莱德默桑因被线人控告帮助他人出版一本书而被捕，他在狱中写的一封信里表达了对法国的忧虑与痛心：“当所有其他的民族都走向光明的时候，我们却好像在退向黑暗。我们的书将照亮外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却不给任何人带来光明，我们的书是坟墓里的灯。”（同上，104页）1778年，在杜莱晚年的时候，“一个远离祖国、疾病缠身的老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希望有用的科学、艺术、真理之门，日日夜夜为所有认识字的人开放着。”对此，贝尼泰兹说：“这些话中的启蒙精神带着愉悦的回声，至今回荡不绝。”（105页）这也是在一部人类书籍史上不断回荡的声音。

最后回到这部《牛津全球书籍史》。作者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专业研究不断回答了“跨学科的全球书籍史如何可能”的问题，让人想起罗伯特达恩顿在1986年发表的《阅读史初探》中所说的话：“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满足了自己对意义的追求。”（《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161页）至于这里所讲的“意义”，上述杜莱在晚年表达的那种希望无疑是最好的表述：让科学、艺术、真理之门，日日夜夜为所有认识字的人开放着。

豆公：嗯嗯，蛇年读书大吉！       
有鬼君摄，书记涂鸦，2025，1，28